配资平台哪家正规专访金刻羽：建议将消费纳入地方政府考核体系，扭转“重投资、轻消费”发展惯性

　　大力提振消费是今年中国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配资平台哪家正规，也是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抓手。

　　从数据上看，中国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低于发达国家。6月底，香港科技大学教授、经济学家金刻羽在世界经济论坛2025年新领军者年会上强调，中国能否转型为消费大国将决定中国能否跻身富裕国家。此论一出迅速成为网络上争论的热点话题。

　　近日，澎湃新闻就消费以及提振消费相关话题专访了金刻羽。

　　金刻羽表示，当下中国消费市场呈现出“冰火两重天”的鲜明格局，传统大宗消费和基础民生消费增长乏力，以“悦己消费”“文化消费”为代表的新消费力量正蓬勃兴起。

　　对于提振消费，金刻羽建议，一是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比如与生产率挂钩的工资；二是将财政支持从企业转向家庭；三是投资于能创造中产阶层就业岗位的服务业，如医疗、教育、物流等；四是改革税收和转移支付制度，以利于工薪家庭；五是加强社会保障托底。

　　此外，金刻羽还建议，可以考虑将消费和工资增速纳入地方政府考核体系，这是扭转“重生产、轻生活”“重投资、轻消费”发展惯性的关键制度创新。

　　中国消费市场呈现“冰火两重天”格局

　　澎湃新闻：中国当前在积极提振消费，您如何判断当前中国消费形势，以及近几年来中国消费趋势？

　　金刻羽：2025年的中国消费市场呈现出“冰火两重天”的鲜明格局。一方面，传统大宗消费和基础民生消费增长乏力，另一方面，以“悦己消费”“文化消费”为代表的新消费力量正蓬勃兴起。

　　2024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虽达48.8万亿元，但同比增速仅3.5%，同时，中国消费率（最终消费占GDP比重）与发达国家80%左右的水平差距显著（2023年中国消费率为55.7%）。

　　与传统消费疲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消费的爆发式增长，且新消费具备三大特征：轻量化（低单价高频次）、设计化（强美学属性）、文化内涵化（情感价值附加）。

　　此外，消费市场结构性变化加速显现，呈现多维分化特征。从年龄维度看，银发群体在保健滋补品、白酒、中式糕点领域需求突出，其快消品消费增速远超年轻家庭；从地域维度看，上线城市银发族偏好健康与宠物消费，而下线城市更关注米面等基础品；从消费形态看，服务消费增速持续快于商品销售，居民服务消费支出占比提升（2024年全国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比上年提高0.9个百分点）。

　　我认为，中国的消费主要空间还是在服务业。商品消费的饱和程度已经不算低，但是服务消费的空间几乎是无限的，尤其在餐饮、旅游、医疗、运动、健康等领域有很大的机会。如果看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发达国家在80%左右，中国2024年是56.7%，服务业就业比重在发达国家是70%左右，中国不到50%（2023年末，中国服务业就业人员达到35639万人，占全国就业人员的比重为48.1%）。

　　西方消费市场的成熟形态为我们提供了参照。美国消费占GDP比重长期维持在80%以上，其强大消费力源于三大支柱：信贷体系完善（消费信贷渗透率超90%）、美元霸权红利（低成本获取全球商品）、社会保障托底（医疗、失业保障降低预防性储蓄）。这种制度环境使美国居民敢于消费，2024年美国居民消费率达67.8%，显著高于中国。

　　另外，如果人民币汇率在不久的将来升值的话，实际上也是在增加中国人民的有效收入，可以购买更多的进口产品。

　　打通核心堵点，实现“能花”“敢花”“有地方花”

　　澎湃新闻：中国消费率偏低的问题仍然值得关注，您认为影响消费的阻碍因素有哪些？

　　金刻羽：中国消费率偏低，是多重因素交织的复杂结果，核心堵点可归结为“能花”（收入制约）、“敢花”（保障缺失）、“有地方花”（供给错配）三大维度。

　　“能花”的障碍在于收入与分配的双重制约。一是收入增长滞后，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长期低于GDP增速，收入分配格局亟待优化。高收入群体收入占总收入比重远高于低收入群体，而低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通常达70%以上，高收入群体仅30%左右，这种分配失衡显著抑制了总体消费率。二是资产结构失衡，中国家庭资产配置中不动产占比超7成，这种“房地产化”的资产结构导致财富流动性差，抗风险能力弱。当房地产市场持续下行，家庭净资产大幅缩水，特别是对在2018-2021年高峰期加杠杆购房的家庭，资产减值压力尤为突出。

　　“敢花”障碍在于保障仍显不足与未来焦虑，导致居民进行预防性储蓄。医疗、教育、养老等不确定性是很多居民减少消费的首因，这种后顾之忧使居民消费倾向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另一方面，高负债也在挤压消费。高负债率直接挤压日常消费，特别是对中产阶层形成“财富幻觉下的消费贫困”现象。

　　“有地方花”的障碍在于供给错配与场景缺失。带薪休假制度执行率低、文旅设施不足、城市消费空间规划不合理等问题，制约了消费场景拓展。特别是对银发群体、年轻家庭等差异化需求，缺乏针对性场景设计。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整体经济结构偏向生产，而不是偏向消费，整体宏观调控的思路也是重视产业、生产、产能，地方政府很多机会和一些机制也是偏向于供给端、生产端，这些都不利于消费。

　　发展中经济体总是只注重产能建设、生产和供给，但对总需求的考虑不够充分，这既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也是中国面临的挑战。要更多地关注需求。

　　澎湃新闻：您认为，提振消费可以从哪些方面入手？

　　金刻羽：一是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比如与生产率挂钩的工资；二是将财政支持从企业转向家庭；三是投资于能创造中产阶层就业岗位的服务业，如医疗、教育、物流等；四是改革税收和转移支付制度，以利于工薪家庭；五是加强社会保障托底。

　　另外，我还想强调有花钱的情景，我们不应该过多地强调全球竞争力，当然这也非常重要，而是要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本地经济”上。实际上每个城市有自己的场景，不管是餐饮、咖啡店，还是其他服务等，要形成能到处走来走去、有不同的环境和场景去消费，在周围地区建设更多的能维持下去的消费场景，而不仅仅是比如在某个国家、某个地方的一个节日性消费场景，在日常生活中消费，既能快乐又能给其他人提供就业机会，其他人有了就业机会就又会消费，然后又会给更多人带来就业，循环起来。

　　澎湃新闻：是不是有一些观念上的东西需要改变？

　　金刻羽：肯定有观念上的东西需要改变。一方面是个体微观角度，要劳逸结合，生活追求的是什么？不是一直工作，而是能够在当下也生活得更快乐轻松一点，当然这是一种结合，我们不能像西方一样不想明天，但是也不能像过去一样，只想明天、只想未来。

　　另一方面是宏观角度，我们在整体的经济发展方向设计上，只重视产业、生产力和制造业，实际上远远不够。为什么美国是有钱的大的经济体，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它是大的消费经济体，其他国家想成为富有的国家，必须得成为一个消费大国。

　　依赖出口，现在几乎不可能，因为当前的政治环境已经改变，不能光追求谁效率高、竞争力强、能够把所有产品都卖到世界，这种观念现在在国际舆论场上已经很难被接受。我们的宏观管理手段，实际上从需求端入手也是最快的，短期的宏观管理政策一定要在需求端起到很大作用，防止大家信心失落、降低预防性储蓄的习惯。

　　虽然美国采取了5万亿美元刺激政策，造成后面的通货膨胀，但是也躲过了很重要的经济衰退，它的经济衰退也只持续了两个月时间，肯定是在消费端的刺激非常充足，当然这并不完美，也不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起码让美国经济很快恢复。

　　澎湃新闻：过去一段时间，我们也在需求端采取了一些政策，您觉得力度怎么样，还是说可以有一些更激进的刺激政策？

　　金刻羽：首先，消费者的预期要有改变。一方面，有一些比如对通货膨胀的预期，这样肯定就想提前消费，而不是对通缩的预期，那样再刺激可能也形成不了持续性的循环。第二，力度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小的。第三，肯定还是要更加注重就业，从科技发展角度看，我们非常强调制造业，但是机器和自动化的出现同时在发生，如果过于注重制造业，未来的就业机会也不是那么多。所以强调服务业就业，因为服务业会提供比制造业更多的就业，当然短期内大家对就业的不确定性还很警惕，所以要从政策端大力度地让消费运转起来，把整个经济的发动机运转起来。

　　“成为消费大国和富裕国家要同时并行”

　　澎湃新闻：您提到中国要成为消费大国才能成为富裕国家，但有人认为这里的因果关系应该是富裕以后才能消费，您如何回应？

　　金刻羽：这是一个错误的认知，成为消费大国和富裕国家要同时并行，一个是短期的部分宏观调整要靠消费，消费直接变成就业，就业直接变成收入，收入变成更多消费，一个是一个国家长期的潜力，当然在于效率、资本等。但是不能永远考虑的只是长期，短期都过不去，怎么考虑长期？

　　这个概念是什么？比如，我省了一块钱，就剥夺了其他人一块钱的饭碗，我今天出去消费，就是给其他人就业，其他人就业就是让其他人会去消费，这些消费就变成另外一些人的就业，另外一些人的就业又变成一些其他人的消费。这个不是鸡与蛋的问题。我们早已经过了要先生产、先储蓄的阶段，现在已经不像非洲国家、拉丁美洲国家只消费不储蓄不投资，我们是投资过多、消费太少，这之间的平衡是很重要的。

　　“提高居民收入，需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

　　澎湃新闻：制约消费的一个很大因素是收入低，在当前经济承压的背景下，对提高收入，您有哪些建议？

　　金刻羽：在经济承压背景下提高居民收入，需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重点突破三个维度。

　　初次分配改革方面，向劳动者倾斜。一是工资增长机制上，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科学合理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免税收入门槛。二是财产性收入拓展，多措并举稳住股市，打通养老金、保险资金等中长期资金入市堵点；强化上市公司市值管理，严厉打击财务造假和违规减持；丰富个人投资者债券产品选择。拓宽居民财富增值渠道，改变过度依赖房产的财富结构。

　　再分配调节方面，强化公平性。一是税费结构调整，降低工薪阶层税负，提高资本利得税比例。2025年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和基本医疗保险财政补助标准，适当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通过转移支付增强低收入群体消费能力。二是社保体系完善，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动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扩大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研究建立育儿补贴制度，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减轻家庭负担。三是托育和学前教育补贴。

　　此外，要重视农民增收，盘活农村资产。一是土地收益分配改革，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和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探索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盘活农户合法住房。这有助于释放农村巨量“沉睡资产”。二是产业兴农，实施农业品牌精品培育计划，推进农产品“三品一标”行动；发展庭院经济、林下经济、民宿经济；落实农机报废更新补贴政策。

　　澎湃新闻：有人认为，居民的一大部分财产在房地产里，导致大家不敢消费，您认同吗？如何解决这一部分问题？

　　金刻羽：居民财富过度集中于房地产是抑制消费的关键因素，这一判断有坚实数据支撑：中国家庭资产中不动产占比高达77%，远高于美国和日本。这种结构导致两大问题：一是财富流动性差，难以转化为消费能力；二是房价下跌引发负财富效应，居民资产负债表显著恶化。

　　有几种解决办法，一是存量去化：允许专项债券支持城市政府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此举既能消化库存，又能补足保障房短板，还可释放改善性需求。二是释放住房需求，降低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支持提取公积金支付首付款同时申请贷款；加大租房提取支持力度。三是优化资产结构，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金融资产占比。

　　将消费和工资增速纳入地方政府考核体系

　　澎湃新闻：您建议，可以考虑将消费和工资增速纳入地方政府考核体系，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具体可以怎么做？

　　金刻羽：将消费和工资增速纳入地方政府考核体系，是扭转“重生产、轻生活”“重投资、轻消费”发展惯性的关键制度创新。

　　其制度效益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发展导向纠偏，扭转GDP锦标赛导致的过度投资，引导资源投向民生改善和消费环境优化。如日本在1987年转型中将政策重心从出口补贴转向服务消费支持，带来内需持续增长。二是供给质量提升，激励地方政府培育消费新场景。三是资源配置优化，推动土地、资金等要素向消费领域倾斜。如《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要求完善城乡消费设施，加强县级物流配送中心和乡村终端物流配送设施建设，这正是考核可落地的领域。四是培育区域特色，避免同质化竞争，引导地方发展特色消费。如成都发展首店经济（2024年引入首店820家），带动消费增长。

　　考核指标体系设计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基础指标方面，关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服务消费占比、消费便利度指数（15分钟生活圈覆盖率）等。2024年全国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比上年提高0.9个百分点，可成为重要观测项。特色指标方面，可因地制宜设置文旅消费（云南）、银发消费（海南）、数字消费（浙江）等特色指标。环境指标方面，可设置消费者满意度、带薪休假执行率、12315投诉办结率等。《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要求“严格落实带薪年休假制度”，可作为监督重点。创新指标方面，可关注消费新业态培育（AI消费场景、低空经济等）、国潮品牌孵化数量。

　　韩国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将“文化消费指数”纳入地方考核，推动釜山电影节、K-pop产业集群等特色项目崛起，使文化产业成为经济新支柱。中国可借鉴此经验，通过差异化考核激发地方创新活力。